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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小说笔下的2020年代:他们预测对了吗?

  新的十年开始了,但这似乎不是我们想要的未来。可是,你知道40年前的科幻小说是怎么预测2020年代的吗?看看《银翼杀手》、赛博朋克以及奥克塔维娅·巴特勒(Octavia Butler)笔下的我们正在进入的2020年代,你会对那种预测的准确性感到害怕。Tim Maughan为我们回顾了若干描写到2020年代的科幻小说,但就像他最后总结那样,科幻小说从来都无关未来,而关乎的是现在。写未来显然会折射讲述的那个时期的愿望、关切和恐惧。

  当你在想象未来的时候,你想到的第一个时间点是什么?2050年?2070年?那应该是在你有生之年的范围,但又足够遥远,遥远到有点神秘,不在我们掌握范围之内的时间点。对于我们这些80后、90后,以及在那几十年工作的许多科幻小说家来说,2020年代感觉就像那样的未来。这是我们大概能活着看到,但距离我们似乎还很遥远的的十年,它可能是一个充满了新技术、社会运动或政治变革的世界。一个敌托邦,也可能是乌托邦;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世界。

  当然,那个未来就是现在。去年是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的科幻电影杰作《银翼杀手》(Blade Runner,1982)的背景从未来滑向过去的标志性时刻——这部电影的设定就是2019年11月——催生了数十部与之相似的热门作品。不过,说到描写不久的将来的2020年代的科幻电影和小说时,《银翼杀手》的确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看着我们是如何闷闷不乐地步入到2020年代,现在我们有机会用事后诸葛亮的视角来评估一下那些作品。哪些是预测对了的?哪些令当年的想象看起来过时了?为什么?而我们又能从过去的作家和猜测者对未来的预测当中学到什么呢?

  就像1980年代及之后的许多对未来的设想一样,这个故事始于赛博朋克。早在1980年代,在电影和视频游戏让赛博朋克沦为大量缺乏想象的暴力和身体改造的比喻之前,这种体裁还是一种文学运动,正忙着把我们对甚嚣尘上的资本主义,过度饱和的媒体,以及新兴的计算机网络的担忧推向虚构的未来。“赛博空间”(cyberspace)这个词是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 ,1984)及其相关的短篇小说创造和普及的。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位作家对高度联网的世界的探索也同样具有影响力。这部小说同时也是对那个世界的首次详细探索。

  Bruce Sterling的《网络岛》(1988)的时间设定是2023年,这部书描绘了一个被类似互联网(简称为Net)的东西所消耗的世界。Net容纳着庞大的去中心化的跨国公司,也受其所控制。虽然网络岛因预见了所谓的免费互联网会变得如何的垄断而闻名,但其最令人不寒而栗的预测是,在国营企业与反对自上而下的全球化的数据海盗之间,用无人机进行的一场永不休止的战争:

  Sterling对战争的预测令人着迷之处是,乍看之下,他似乎没有理会战争本身的原因是什么。《网络岛》要说的不是不是我们经常被告知正在打的西方政府与伊斯兰永无休止的冲突,而是发展中国家与全球化本身之间的战争。1980年代的经济繁荣见证了全球市场的开放,跨国公司的实力大为增强,甚至对政府和民族国家的作用都构成了威胁。这些公司不断用同质性不可阻挡的自由市场经济,千篇一律的消费品牌,以及熟悉企业标志来碾压他们。

  当然,你只需看看真正的所谓反恐战争的表面,就可以知道从中渔利的是哪些行业——军火制造商、石油和采矿公司、私人保安公司的雇佣军,灾后重建时乘虚而入的银行和开发商,至于Sterling所担心的,跨国公司与全球穷人之间会爆发战争的想法似乎一点也不现实。

  《网络岛》里面的世界里面到处都是看起来跟记录表现数据的Apple Watche和Nike跑鞋非常相似的消费类设备。但是就像Brendan Byrne在《Arc》中所指出那样,对消费电子产品和企业网络的每一次准确了解,它的结局都让人感觉不太好。在泄漏、黑客以及告密者(whistleblower)的揭露下,一场国际阴谋被放到Net上,被所有人都看到了。其结果是对权力的一次冲击,一场小规模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公众对揭露的这些东西的愤怒带来了真正的政治变革,大批的错误得到纠正。再看看我们这个现实的2020年代,感觉每天都有不公被揭露出来,但我们对公正的希望已经迷失在无限滚动的信噪比当中,这种情况下小说的想法显得有点天真。

  1980年代的赛博朋克小说不是每本都像Sterling那样锁定的是2020年代,但其中的许多人也用别的方式抓住了时代精神。Rudy Rucker的经典科幻小说《软件》(Software,1983)就是这样,这是一个把后奇点的未来设定在2020年的故事。乍一看,如果用现实的2020年的角度审视的话,Rudy的世界是完全是认不出来的:机器人,也就是所谓的bopper,已具备自我意识,开始飞往月球上的城市,而被落下的人类则试图上传自己的意识与之竞争。但是隐藏在这种高科技情节背后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埋藏在我们心中的忧虑:随着老去的婴儿潮一代想要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努力寻找自己的位置和身份,大家产生了明显的世代焦虑,而人类争相想要被上传,跟我们目前为负担得起的医疗服务而战的感觉非常相像。

  很容易看出这些希望和恐惧的根源是什么——1980年代也是技术变革似乎十分迅猛且没有尽头的时代。那十年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还没有真正了解计算机是什么,但到了十年末的时候已经在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都使用起计算机来了。从冰箱到微波炉,每一种家用电器突然之间都装上了芯片,视频游戏和VCR重新定义了娱乐以及我们与之互动和消费的方式。这是一段激动人心的时光,但同时也引起了着新的焦虑,比方说,大家都感到担心,害怕每次新技术浪潮自己要是跟不上的话就会被淘汰,被遗忘,变成多余的人。《软件》及其续集(《湿件》、《自由件》)完美地捕捉到了这种恐惧,而且当然,这种恐惧在今天仍然能引起共鸣,令Rucker那铁克诺嬉皮士(techno-hippie)的角色以及古怪迷幻的小说的作用再次得到体现。

  大家对技术的加速发展会如何影响到文化和经济的担忧是1980和90年代的关注焦点,以至于通常跟这种题材不相关的作家都对2020年代设定的那个不久的将来持怀疑态度。1982年,斯蒂芬·金用以理查德·巴赫曼(Richard Bachman)笔名写作出版了《The Running Man》,故事设定的背景是2025年一个敌托邦的美国,贫富极其悬殊,治安靠高压维系,每天市民都要为了金钱参加一个暴力的角斗电视节目。由阿诺·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主演的同名电影改编版于1987年上映,电影基本上还原了小说,除了部分细节以外——在电影里面,参赛者被描绘成罪犯和持不同政见者,而在书中,主角Richards则是出于绝望,为了让自己挣扎中的家庭摆脱极度贫困而自愿参加节目。在小说中,游戏的跨度需要几个星期,而不是电影的一个晚上,而且竞技场遍布整个美国,这使得斯蒂夫·金可以对整个美国社会做出预测,并且关注更加普遍的种族与经济崩溃这样的问题。

  另一位一般不会跟科幻或未来扯上关系的作家是犯罪小说家P.D. James,1992年他发表了《人类之子》,这是另一本改编的电影比原著出名的小说。这本书和电影都着聚焦在生育力的突然崩溃上面——故事背景设定在2021年, 男性的精子数量莫名其妙就下降了,低到人类根本无法再繁殖的地步。于是经济再度崩溃,不平等加剧,法西斯主义冒头。尽管2006年上映的那部改编的电影杰作以逼真到可怕的手法刻画了一个衰败的国家而著称,但原著却有一些令人着迷的想法是电影所没有的——比方说,作为对孩子的替代,大家越来越痴迷宠物,甚至用到了各种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这种宠溺,包括给它们穿衣服,推着婴儿车,甚至举行洗礼仪式。需要指出的是,对于2020年代使用社交媒体的任何人来说,这已经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了。不孕未必是其背后的驱动因素,现如今,大家往往会有这么一种感受,那就是人们把部分潜在的父爱给予自己的宠物而不是孩子了。的确,对未来的经济压力和焦虑正在令许多千禧一代失去要孩子的勇气。

  1995年播出的《星际迷航:深空九号》的其中两集《过去式》同样值得一提,因为它看起来太不典型了,有着可怕的预见性。甚至连《星际迷航》,这部往往以刻画遥远未来、技术乌托邦以及星际跳跃著称的太空剧,也无法摆脱1980、90年代对崩溃的那种普遍的恐惧。第一集开始的时候,因为瞬时传送装置出现错误,把三名宇航员送回到了2024年的旧金山。其中两位因无家可归而很快被逮捕,然后扔进了给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准备的“庇护区”(其实是在城市内设置的封闭拘留所)。相比之下,第三名宇航员就比较走运,他被一位真正的技术亿万富翁发现了。后者靠在互联网(不好意思,搞错了,是“interface”)上运营媒体平台以及拿到政府数据挖掘合同而发财。故事随后发生了更为激进和政治的转折——剧中的角色意识到,必须要确保庇护区发生一场骚乱,才能引发星际联邦(the Federation)诞生的政治事件,否则的话联邦将不会存在。如此看来,《星际迷航》和平、科学驱动、后稀缺性的乌托邦似乎不仅建立在加州的技术上,而且还建立在抗议和革命之上。

  有两部背景设定在2020年代科幻小说以准得可怕的预见性超越了同时代的所有其他作品:那就是Octavia Butler的《播种者的寓言》(Parable of the Sower ,1993年)以及《天才的寓言》(Parable of the Talents ,1998年)。这位已故大师的这两本书瞄准了2024年的洛杉矶,并以被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洪水、风暴和干旱肆虐的加州为背景。中产和工薪阶层在门禁社区挤作一团,试图靠成瘾性药物和VR头盔逃避外部世界。新宗教和追逐阴谋论的开始兴风作浪。为了逃避生态和社会崩溃,一大批难民开始北上,而一位受到福音派基督徒支持的极右翼极端主义总统打着我们熟悉且不寒而栗的旗号——“让美国再次伟大”当政。

  尽管用今日的眼光来看,Butler《寓言》系列里面的很多内容说不定就是从今天下午的Twitter或今晚的晚间新闻照搬过来的,但也有些内容比较牵强。第二部以主角创建的新宗教的信徒们,乘坐宇宙飞船离开地球去殖民半人马座阿尔法星而告终。Butler原本计划用第三部来描写星际探险家的命运,但不幸的是,2005年她去世了。现实的2020年代似乎已经把这种日常的敌托邦呈现在我们面前,对于努力接受的这种敌托邦的我们来说,她留给了我们的两部曲依旧更接地气,熟悉得可怕。

  1998年Butler 在MIT的一次演讲中曾谈到过这些书:“这不是一本关于预言的书,而是一个假设的故事。这是一个警世寓言,尽管有人告诉我这是预言,但我要说的是,我当然不希望这样。”

  在那次演讲里,Butler详述了驱使她写下这一警告的恐惧:对气候变化的争论,劳工权利的受损,私营监狱业的兴起,以及媒体越来越拒绝谈论所有这些,而热衷于政治宣传、名人八卦。这都是些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恐惧。

  在评价有关未来的新老科幻小说时,要考虑的最重要的一点也许是——不要在细节、预测准不准或者有没有过时上面纠缠。把未来准确预测不仅是科幻小说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是其最无趣的目标之一。科幻小说从来都无关未来,而关乎的是现在。写未来显然会折射讲述的那个时期的愿望、关切和恐惧。

  这就是1980、90年代的科幻小说有那么多的主题似乎在2020年代重复上演的原因:当你的福祉似乎跟经济兴衰的脆弱周期联系在一起时,对经济崩溃和不平等的恐惧也就不难理解。当每周店里都有那么多更新更小更强大的电子产品让你不知所措时,担心科技可能会让你失去政治控制或甚至你的人性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也是气候变化首次能制造新闻的时代,尽管这一议题还没有找到足够迅速引起公众意识的门道,但显然已经引起了科幻作家的兴趣。回顾这些作品时,看它们讲对多少件事是很有趣的。一些细节可能会弄错,可能给消费者产品取了一些似乎很傻的名字,或者没能预见到智能手机的到来,但却与我们这个时代所担心的问题却相当接近,是作者能够把握我们周遭世界的趋势、变化以及冲突的能力之证明。

  所以,也许是时候得重新评估一下什么叫“过时”了——不妨少一些批评,多一点掌声。这意味着小说或电影是“有时间印记”的,说不定可以充当重要的历史文献,或者作者(以及更广泛的社会的)梦想与梦魇的时间胶囊,说不定还可以给我们一些关于未来,那个有待我们去塑造的未来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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